家在太原 | 道不尽的馒头巷——九号院人家
一
馒头巷九号，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后就在这儿居住，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被强迫强拆才不得不离开。我的父辈，兄弟姐妹在这个院住了几十年，和院里的邻居也相处了几十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九号院的一草一木，院里人的音容笑貌，仍在我脑海里不断地闪现，清晰地难以抹去。
提笔作文，本想描述我们这一代同龄人，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，一起上学，后来各自有了工作、成了家后还在一个院里居住。可一动笔，我们的上辈人，就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跳动，那么清晰，那么感人。几十年的成长生涯中，他们的言传身教，身体力行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。
这些长辈，有的已经故去，有的依然健在，我们很少见面。写这篇文章，我没有和他们联系，没有走访他们，我只是凭着我早先的记忆，在心中一次次地熟化，成为阵阵升起袅袅甜甜的炊烟。
馒头巷九号是南城区教育局宿舍，居住的大都是教师。那个年月，一说起“老师，教书的，”人们自然生发出一种对文化人的敬重，而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，也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有着不同常人的自我约束。他们谦谦有礼，尊重工农群众和其他各行业的人，在积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，也较为严格地管束子女。长而久之，自有一种集体约束的风气。
在这个院子里，很少看到有些大杂院里经常有的现象：两口子吵嘴打架，脏话如机关枪似的扫射出来，噼啪作响，毫不脸红；有丈夫把妻子、儿女追打到院子里，或满街跑，皮带和拳头共舞，吐沫与眼泪齐飞，一片鸡鸣狗跳，鬼哭狼嚎，一院子的人就像过节似的倾巢出动，有劝架的，有围看热闹的；还有被父母罚跪在自家门口的孩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父母的责骂和孩子的抽泣，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午后蝉鸣；还有各种小计较，小心眼，简直防不胜防，为水电费那几分钱的利益，或者是仅仅一个眼神的含义，一句话的语气，而愤愤难平，耿耿于怀——种种世相人情，都让我芒刺在背，浑身有过敏般的难受反应。
院里的邻居也有夫妻吵嘴，也有打骂孩子，一般是在屋里进行，声音压得很低；也会出现邻里间的龃龉，但少有破口大骂，大打出手，尽量双方有些忍让，和气解决，在考虑自己脸面的同时，也关注对方的感受；对一些蝇头小利，虽然积少成多的意义在那个贫穷年代极为重大，但“知识分子”的名头羞于让他们为此而撕破脸皮。
九号院里有工人，有普通教师，有校长主任，有书记，还有大学老师，但是我们看不到社会上那种常态，在高职位人面前，在上司面前总喜欢浮出低声下气的笑容，而在下属面前又爱摆出倨傲威严的表情，像是川剧中的变脸，眨眼间一副面容，阳光和冰雪在瞬间完成转换。连半大的孩子都知道，谁的爹妈官做得大，谁就能在小伙伴中耍威风；
社会也在尽力发挥着教育的公平。馒头巷九号院有几十号小学生，有的在自己家长的学校上学，有在别的学校的；有的父母是校长和主任，却没有一个成为班干部而胳膊上挂着一二三杠，也没有一个在父母的卵巢下“异地做官”；还有一个现象，没有一个孩子因家长是教师而不交学费。那时家庭特困的人家交不起学费，开学时，做教师的总是先让自己家子女交了，起模范作用。
这两项，恐怕在当今的学校里是不可思议的。
教师不断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，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他们的子女。
许多年来，九号院里的儿女们没有出现过犯罪而锒铛入狱的。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，多么迷乱，他们依然规规矩矩做事，老老实实做人。
二
张书记住在我家台阶下面，他是西羊市、羊市街、庙前街、海边街等五个小学联合党支部的书记。
张书记名叫张培仁，翼城县人，中等身材，皮肤白皙，方正略显长的面颊上架着一副眼镜，文质彬彬。他与人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，轻言慢语，让人觉得很温暖。
青年才俊张培仁
张书记很热心，谁家有了困难总是倾力帮助。记得那时家里经常炒菜时发现少盐没醋，或者短根葱，就到左邻右舍去借，说“借”是好听，基本不还。小孩子不好意思张口，急着用了才在门口怯怯地说一声，像讨饭的。张书记听到了，赶紧从屋里出来，从我手里接过碗，几乎倒了半碗递给我，面带笑容。有时怕我们难为情，还把我们送到台阶上家门口。这样反而鼓励我们去他家借的次数相比更多了。
张书记的爱人姓陈，在供电局工作，高高的瘦瘦的，面相和善，话语不多。她的父亲是老八路，解放太原时立过战功。老人家高大魁梧，气宇轩昂，嗓音洪亮。她的兄弟姐妹们不少都在部队任职，经常见到她家有穿着军装或干部模样的人出来进去的。
就是这么一个革命家庭，在那个因出身而被分成三六九等的年代，一家人依然是平平稳稳地过着人生，和院邻们相处得和和气气。不像有些人路也不会走了，话也不会好好说了，头总是仰着像是观察天象。
在院里住得久了，我们心目中都把张书记当成一个“老好人”。那个年代老好人的称呼是没有贬义的，就是自己不怕吃亏，尽心尽力地去帮助别人。
有件事，是我多年后听别人讲述的。
张书记在北京进行干部培训
“文革”中，”清理阶级队伍”的1968年，学校里有个屈老师，因历史问题遭受审查，每天在学校里清理厕所扫院子。一天他接到老家的电报，母亲病亡。他去找工宣队的乔队长请假，却遭到乔的严厉拒绝。他又去找张书记，一进办公室的门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跪在了张书记面前，泣不成声地诉说着。张书记马上去找乔队长，准备和他商量让屈老师回老家，但乔队长刚走，开杨成效总指挥的会去了。张书记不再耽搁，让屈老师立即买票回家。这位老师连连感谢张书记，走到门口时，张书记还从兜里掏出四块多钱给了他。
老乔回来后暴跳如雷，对着张书记破口大骂，说他放虎归山，让老屈回去继续搞反革命活动，并要立即派两个人把他追回来。面对老乔的暴怒，张书记依然平静地说，乔师傅，老屈的娘病故了，我们不让他回去，人家会唾我们的脊背的。张书记绵软的话语里有着不容置疑的口气。闻听此言，老乔瞪大两眼，怔怔地看着张书记，像不认识似的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
第二天，老乔对张书记说，张书记，我是个大老粗，你不要见怪，昨天回了家我爹差点把我骂死。让老乔料理完老母亲的丧事再回来吧。
三
说完张书记要说张启云了，他和张书记是门挨门邻居。
张启云，南郊晋祠村人，师范毕业后到小学教书，汉语言功底深厚。由于工作努力，教学出色，二十五岁就任职桥头街小学校长，二十七八岁时成为太原市回民小学的校长，是回民小学1910年建校以来的第六任校长。就在张启云的事业如日中天，期待着为教育工作施展更大抱负时，丽日蓝天下，白云飘飘时，突降斗大冰雹，稳准狠地砸在了张校长的头上，把他砸得懵懵懂懂，跌倒在地。
张启云（后排左一）和同事
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，解放时刚刚二十岁，一夜之间成了“历史反革命。”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只有含冤接受，敢吭气再当头遛你一棒。
命运前面没道理，麻绳偏从粗处断。
被遣送回原籍晋祠村后，张启云就成了教育队伍中的孤家寡人。满腹诗文的他，远离书本，开始和土坷拉打交道。白天什么农活儿都得干，插秧、打谷子、背石头，烧石灰。一介书生，一个太原市重点小学的校长，成了“黑五类”分子。他比窦娥还冤。
本身就是农民出身，苦活儿重活儿都可以承受，可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，距离妻子和三个孩子仅仅二十公里远，却长期不能回家。每天收工后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，茕茕孑立，面对小茅屋中昏黄的油灯，孤寂的心灵，冷锅冷炕，苦苦地度日，何时可以熬到头？
时间走得极其缓慢，像一只猫，弓起身姿，迈着模特步伐。这才是60年代初期，距离那场专门往死里整人的运动还相距甚远。
日子就像阴沟里渗出来的苦水，慢慢地滴淌，回流到泥土里，溅不起声音。
活着，看不到任何希望。
只剩下活着了。
四
张启云打碎牙齿，连着鲜血，吞到肚里。他家中还有文弱的妻子独立抚养着三个幼小的孩子。他不能倒下，他不想屈辱而死。
他不怕吃苦，又有文化，家乡的农民没有嫌弃他，他们知道他满腹经纶，知道他饱受冤屈，以朴实宽广的胸怀来对待他。几年间，张启云由文弱的书生出落成一个黑红脸膛，身体结实的壮汉。他还自学了中医的针灸，用小小银针给乡亲们治疗普通疾病，真正解决他们的疾苦。
九号院的邻居，知道张启云蒙受了不白之冤，他们没有落井下石，而是给予了张璇琳（羊市街小学教导主任）母子们极大的同情。这其中包括校尉营小学的杨耀祖校长、柳云霭主任，住在南房的西羊市小学的张效曾老师，东房的庙前街小学的王效惠主任，对门的张书记，山西大学的刘老师，还有西房的南城区文化馆的李尚喜老师等。全院的邻居像是共同遵守着秘而不宣的契约，对这个突遭横祸的人家，默默地给与精神上或生活上的帮助。
这样的例子不只是对待张启云一家。我的父亲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走资派，”经历了游街，抄家等折磨，后来又几次被下放，常年不在家，就剩母亲和我们在家艰苦度日，而母亲也因家庭出身和性格刚直在学校常年郁郁不得志，像一头饱受冷漠的倔强的耕牛。记得每年过年时，节日的气氛中漂浮着比平时更加泾渭分明的势利气息，住在南房的张效曾老师在走串了邻居每一家后，都要照例来我家问候两句，并对母亲说，平时来得少，过年我是一定要来的。这句话一直在母亲心里存着，感激不已。
五
“文革”风起云涌时，张启云已经在农村历经了七八个春秋。对于他的历史问题，或许本来就子虚乌有，或是与运动中新的罪名不搭调，造反派像是忙得把他遗忘了，他反而有了一段时间的“自由。”一个月里，他可骑车回家和妻儿团聚一两次，尽管只是住一晚或当天就要返回，一家人已经感到很幸福了。
那时，我们常见到张启云，一身农民装束，目光如炬，黑红的脸膛透着健康的气息，言语中带着乡村风俗。多年的劳改生涯早已磨平了他久有凌云志的剑锋，但鼻梁上架着的宽边眼镜和言谈举止中，仍留露着丝丝倔强的文人骨气。
才学伉俪，患难夫妻
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。在张启云还不知命运向何处去时，南郊区小店中学抢先挖掘了这块深埋在土堆里的金子，聘他为高中语文教师。时年已达知天命的张启云，一身的才华终有施展。他把全部身心用在教学上，为学校培养高才生做了很大贡献。
据好多后来考上大学的学生回忆，张老师真称得上是语文大师，知识渊博，讲文言文时旁征博引，举一反三，同学们听得下课了都不愿离开教室。学生家长们也很兴奋，当他们听说张老师曾在农村改造近二十年才重见天日，一个个唏嘘慨叹，总结出至理名言，“人啊！越有才，越倒霉。”
后来就像庄稼收割入仓一样，张启云也得到了彻底平反。他顾不上感激涕零，也不知道该向谁去追讨被耽误近二十年的青春。他知道时不待人，全身心地扎入了一生挚爱的语文教育事业。
一个人在土坷垃中圪刨了近二十年，他的骨头里还浸润着文学的汁液吗？
记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从“小说月报”上读了王蒙的《蝴蝶》，我对其开创的“意识流”非常懵懂，正巧那天张启云休息在家，我就顺口问了句，“启云叔，意识流是怎么回事呢？”问完后我觉得自己太唐突了，对一个荒疏了学问许久的人提这么偏远高深的问题，未免有些不尊重，而且他并不是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。谁知张启云并无惊讶的表情。他略沉思片刻，打着手势对我说，“这是早年曾在西方盛行的一种文学流派，用心里描写来推动故事和人物。”简言片语。让我肃然起敬。
张启云两口子都在汉语言上有很深的造诣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个子女。大儿子龙龙从小就显示了出众的文学才能，出口成章，作文总是出人意料的高分；二小子跟龙也有极强的语言天赋，讲故事不打腹稿，有声有色。后来张启云的儿女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非常出色，但都与文学若即若离。个中原因应为众所周知。
六
时间更久远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。
张启云一家住在九号院下面挨着大门口的东房。他的母亲体弱多病，一直跟随着他。老人家后来成了半身不遂，都是张启云日夜陪伴，每天把老人抱起来，背到院里晒太阳，喂汤喂饭，端屎倒尿，擦洗身子。老人经常大便拉不下来，脸憋得通红，咳嗽不止，张启云就把手指伸进去，为母亲一点点地往外取。
记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张启云，孝子。
我想说，启云叔，铮铮铁汉。
七
下面这位长者，与其说我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，不如说我像是仰望星空似的崇敬他而度过成长的岁月。
他是几十年与我家住隔壁的刘开瑛老师，在山西大学教数学。
刘老师高高的个子，肌肤白里透红，略长而丰润的面庞，宽额顶上留着背头，一双很大的眼睛看人时闪动着光芒，让你与他对视的目光不忍游移。
刘老师和我父亲同在高校教数学，共同话题就多一些。父亲年长几岁，刘老师对他很尊重，称呼他为“杨先生，”这个称谓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，体现了文化人之间的谦谦有礼，也多了一份暖意。刘老师是山西孝义人，由于方言的原因，“先生”总是说成“香生，”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刘老师的爱人李克贞老师在晋府店小学教书。说起晋府店小学，院里还有一个雷越尘老师，也是个老教师了。雷老师是平遥人，说话时总是离不开“窝家歪，窝家歪。”雷老师宽脸膛，眉目清爽，走路如风，快人快语，心中总像是焐着一个小火炉，要把温暖传播给大家。有一次我妈说她一段时间总是耳鸣，雷老师说鸿儒我给你扎下针吧，连着扎了几天还真给扎好了。
思维活跃，性情开朗的刘老师，让我们有了更多观察大人的机会，或者说，更近距离的学习模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大家每天都在为促狭逼仄的住房，一日三餐缺乏食物入口而脸上挂着忧戚的表情，但这种忧愁在他的脸上却很少体现。他每天起得很早，从家门出来，先提起满满的脏水桶，快步穿过院子，倒在街上的下水道里。回来后就一个人坐在屋门前，手里或拿张报纸，或拿本书，有时还小声地念叨，吉里咕嘟的，像是一个人在说外国话。那年头学外语的人少之又少，我们也听不懂，只是觉得很有意思。
幸福之家
等到院里的人差不多都起床开始捅火炉做饭，刘老师就站在台阶下面，慢慢地打着当时并不很普及的太极拳，脑袋也跟随着身姿转动着，两眼看着走来过去的邻居，并和他们打招呼。
看他打太极，总感觉有着和别人不同但又说不出的韵味。看姿势，柔和缓慢中透露着刚柔并济，这似乎也适合刘老师沉稳中见豪情的文人性格，一时竟让我想起了宋代的词人辛弃疾。看他两手伸展，向前推动，目光时而注视着指尖，像是蓄势;倏忽又望向苍穹，似在借力。
这是当时我站在台阶上的一点很模糊的认识。用现今时髦的说法，看似平静，实则酝酿着大的“格局。”
我的父亲在1966年秋天被红卫兵押到九号院批斗，院里邻居和街坊观看的不少。父亲不但跟着红卫兵喊口号打倒自己，在批斗会结束时，还两手端着大纸牌子，从煤池子上一跃而下，仿佛是在开运动会。在场的人都很吃惊。他们有的说父亲让斗怕了，也有人说他对这场运动满不在乎。时隔不久，刘老师专门和父亲探讨此事，从他对父亲尊敬的眼神和两人的谈笑中，我看出，两人对这场运动的性质以及未来的走向，竟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。
八
“文革”期间 ，刘老师同样也受到冲击，好像是下放到山西昔阳一带。那段时间，紧门隔壁少了一个性情豁达，喜爱说笑的邻居，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一些往日的插曲。记得刘老师回来的那天，家人和学生去车站接他，家里也是宾客盈门，朗朗的笑声飞跃到我家顶棚上空，一种久违了的欢言笑语也溅落到屋里。
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是非经过不知难。“改开”以后，刘老师蓄积的激情开始迸发了。本来在“文革“中就没有荒废的外语，堂而皇之地随着他的活跃的头脑尽情展现。早晨，他依然是在人们还贪恋热被窝的时候，步履匆匆地穿过寂静的院子，提一桶脏水倒出去。这时我也起来了，挑着水桶跟在他后面，发现他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，两片嘴唇快速地上下翕动着，认真听，却是英语的几个音节从口里蹦跳了出来，“克姆扑右特儿，”他不停地念这个词。回来后就坐在小板凳上看一本外文书，身旁放着比砖头还厚的一本字典。他边看边念，脸上还带有一种只争朝夕的表情，像是马上要参加状元考试。
后来我知道他念的词是“computer(计算机)，”这是我从英文字典中查到的，但对意思不甚了了，对这个词也是闻所未闻。看刘老师那么忙，我也不敢问，怕说了我也听不懂。
不久，五一路的省新华书店售卖一本科普书籍，书名好像是“计算机知识入门，”而作者就是刘开瑛或者还有别的合著人。
刘开瑛老师成为我省开创计算机普及知识先河的人。
刘开瑛教授
很快，刘老师作为山西省高校科研带头人出访美国，好像和小平同志访美会见卡特的时间相隔不远。访美回来后，就着手创办山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，并出任系主任，后来升为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一个教普通高等数学的大学教师，沉寂多年后，一跃成为尖端科学领域的带头人，这说明了他的勃勃雄心早已蓄势待发。
九
刘老师日后的工作事业蒸蒸日上，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工人，除却仰慕，也有着隔靴搔痒般的距离。倒是他在生活中那热情幽默的性情，多少年后仍在我的回忆中不断地被打捞，激荡起一阵阵清晰的波纹。
“文革”时期的生活那么清苦，可对孩子们来说，又是一个可以尽情欢乐的年代。除了疯玩儿，也有一些简单而又益智的活动，如下象棋在九号院就蔚然成风。每天下午，一帮十四五岁的孩子在南房的台阶下面，铺开木板或在纸上画的棋盘，然后一边一个或坐在小板凳上或圪就着开始厮杀。开始就是几个同龄人如跟龙、迎建、明发、玉康、泰康这几个生力军，后来也有大人加入进来，但他们大都是参与一下或站在身后指指点点，高谈阔论，而长期和这几个生涩小伙奋勇厮杀的长者只有刘老师孤军一人。这几个男孩儿在九号院都算是较为聪明的，棋艺和刘老师也在伯仲之间，互有输赢。年轻人和长者在一起摸爬滚打，有着“狐假虎威”的感觉，输了不丢人，赢了还有意外之喜，如同弱国战胜了强国。倒是刘老师要时刻警惕，小心阴沟翻船。
刘老师坐在板凳上，头向前探着，两手交替地抬起棋子，沉吟片刻，又“咣”地夯在棋子上，和几个毛头小儿一样，得意时且得意，也不忘抓手背（悔棋）。激战酣烈时，或笑意盈盈，或懊恼不已，完全失却了一个高校教师的矜持。
只是两代人的目光有所不同。毛头小伙满目杀气，清澈透明；刘老师呢，目光温润中含有深邃，这种深邃意味幽远。人们都说，下棋要看三步，他看得明显要久远绵长。
琴瑟合鸣
我有时下午没事干或没可玩儿的，就坐在青石台子上观看他们下棋，只看他们走了几步，两眼虽然还盯着棋盘，目光也跟着他们的战斗步伐游动，脑子却开小差了，思绪或是飞到了火车站广场，想着纪念章是不换一个大个的还是有机玻璃的；或是明天给兔子割草，去三道沟还是河西坝堰，还有我心里比较隐秘的东西。看着我聚精会神的样子，别人一定认为我多么的虚心好学，并且长期观棋不语真君子。
我常常在棋子响亮的撞击声中醒过神来。忽而明白，像这样的观棋，根本就不进脑，学不会。有时厮杀的人散去了，只剩散乱的棋盘和棋子。这时过来一个“菜鸟，”胆怯地对我说，咱俩下一盘吧。结果硬着头皮走上开头的几步，就极为尴尬地不欢而散。有一天鏖战的空隙，刘老师盯着我看了片刻，突然问我，“立立，你天天坐在这儿看棋，从来不支招，也不吭气，你学会了没有？你是不是心根本就不在棋上呢？”
记得我当时好尴尬，有些像干卧底被人当场揭穿了似的。那天天色已经黑下来，不然我的面色如洗了几水的红领巾，会让我窘得下不来台，同时我很惊讶刘老师的洞察力。
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装模作样地看下棋了，觉得喜欢什么就大胆地去做，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。
也就是那几年，在家闲来无事，家长怕我们出去惹事或学坏，就教了一些英文单词，不料我从此着魔一般地喜欢上了英语，每天抱着一本BBC出版的原文《基础英语》，没事就看，就念，不会的就猜意思，也不好意思问别人，因为没人会理解我沉迷于这不合时宜又不入流的事情。每天早晨起得早，就一个人默念，既不懂音标，又不会发音，就照着图来记单词，比如“书”，我就念一个个字母b,o,o,k,这样来背单词。笨人用的是更笨的办法，仍自得其乐。有人走过来，我就低着头不出声了，抬起头来装着看天空或别的东西。
自这层面纱被刘老师撩开后，我学习英语的胆量给彻底地激活了。每天起来后，拿着英语书先是小声念，一会儿就大声背单词，也不管念得对不对，自己觉得对就行，有时也问下别人。这竟引起了刘老师的惊叹，“立立，你真有志气啊！”其实他一直在观察我，也不时地用语言给我鼓励。
九号院让人流连忘返的东西太多了，美好的记忆早已植根于我们的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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